如果你也常常经过香港机场，
你一定会看到我所看到的这个人。

如果

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
老伯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
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
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
一个皮包紧紧地挂在胸前，
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过机舱。
其他的乘客拖着转轮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
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记证，抬头找座位号码。
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地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
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
怀里还紧紧抱着他的皮包，
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
拐杖有点太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座椅下面，一阵忙乱，
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
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
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纸。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去香港的。
他们的手，紧紧握着台胞证，
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
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
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地落进茫茫大漠里。
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
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
不必问他为了什么，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经是个眼睛如小鹿、被母亲疼爱的少年，
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与欢乐，
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种种可能方式。
唯一他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
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丢置于陌生的荒地。
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
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
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
山河仍在，春天依旧，
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
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
而且乡里已经没有故人。

我不敢看他，
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
我都无法遏制的想起自己的父亲。
父亲离开三年了，
我在想，如果，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
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
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事迹完整地讲完，
会敲问每一个细节
哪一年？
在镇江，无锡还是杭州？
对岸的共产党劝你“起义”的信是怎么写的？
为什么不接受？……
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
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
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
仿佛我在采访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
聚精会神的听他每一句话。
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
我会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江？
羊坝头怎么写？
宪兵队在广州等待多久？
怎么到海南岛的？
怎么来台湾的？
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
炮有打中船吗？有起火吗？
有多少人掉进海里？有小孩吗？
你看见了吗？
你吃什么？馒头吗？一人分几个？”

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
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
跟空中小姐要一杯温热牛奶，
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里，让他慢慢地咀嚼。
当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
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
我会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的胸口。

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
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
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

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
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面，我会跟那个不管是什么人，
说：“对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让我们先进去吗？”
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的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的拱门。
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穿过。”
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了怎么办？那你过来扶他！”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那门“哔”一声响起，
他又得退回，再来一次，
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走过去。

当飞机“砰”一声触到了长沙的土地，
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
亲吻他的额头——连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
我会亲吻他的额头，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
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赤邋角机场。
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
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
我听见空服员恼怒而凌厉的声音，
说：“坐下，坐下，你坐下！还没到你急什么！”